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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者所设定的标准则通常限定更为严格，例如梁慧星认为行政合同只能存在于行政权力作用领域，从属于行政法律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间越久远，事业越发展，我们就越加感受到宪法的力量。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三是规定既为权利又为义务，如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一是我国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问题。1949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将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主张和认识是错误的、有害的。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宪政制度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宪法，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推动我国宪法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宪法保障。这既是孟德斯鸠在阐发国家权力三分模式时未曾预料到的，也是美国费城制宪者当初在创设三种宪法权力类型时没有想到的。

所以，有学者评论指出，美国现有政府结构与权力分立原则并不一致：行政机关所拥有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是混合的。诚然，每一种宪法权力的核心部分只能授予一个国家机关，但同时也允许甚至需要另外一个甚至两个国家机关有限地参与该项权力，以适当地协助或牵制该宪法权力机关。对其职业前景应予以保障，以免日后在他们曾经负责调查过其公正性的官员手下服务。从其旨趣上看，法院等功能型宪法权力机关制约监委和人大监督监委，都是为了更好地规范这种监察与被监察关系，避免这种关系在监委实践中逃逸于法治的框架之外，最终损害监委的权威地位和法治化反腐形象。

当初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法学界争议较大的一点是监察体制改革要不要修宪，是否仅仅通过立法就足以实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一）监察权的党政一体化与功能型宪法权力相比，作为廉政型宪法权力的监察权，其中国式特征在于它的党政一体化，而党政一体化也是监察权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秉性的重要表征。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尝试从宪法权力类型的视角进行深入探究，借此推动宪法上监察权的规范分析，并希冀进一步丰富有关宪法权力类型及其中国性的理论思考。所谓宪法权力，顾名思义，就是指由宪法授予国家及代表国家的各种国家机关所行使的权力。（三）宪法权力的特性从上述宪法权力产生渊源与行使主体的论述中，我们不难进一步推导并归纳出宪法权力的如下特性。[52]参见周佑勇、周维栋：《宪法文本中的执法部门及其与监察机关之配合制约关系》，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一般认为，主权的观念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就出现了。为了防止滥用此等权力，出现灯下黑现象，需将权力单向监督与双向制衡机制有机协调起来，进而实现被监察对象人权保障之立宪价值诉求。它在宪法国家机构一章中，直接增加了一节即第七节监察委员会，规定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党员比例超过百分之八十，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党员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五。

监察权权能一元化的最主要表现，是监委与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之间普遍的同质性关系，即监察与被监察关系。换言之，监察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关系等同于监察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还等同于监察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繁荣，经济权力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权力，经济权力关系以最有序的方式渗透到最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而我们绝大多数人每天都花三分之一的时间为此而奔波。人类对于宪法权力及其类型模式的认知，总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向前发展的。

关于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有个总的概括：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尽管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执法部门能够制约监委，而且人大可以对监委实施监督，但这都不能否定监委与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机关之间根本性的监察与被监察关系。不管是空置现象还是遗漏现象，一旦出现定然会给宪法权力运行带来严重的后果，还势必会危害到整个国家的权力与权利秩序。不宁唯是，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宪法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被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全覆盖。不要说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出版之年，就是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制定之时，政党制度尚处于萌芽状态，对于宪法权力运作的影响之小可以忽略不计。在权力属性上具有融合性，即执纪权与执法权两权相融。

在君主制国家，主权虽然归君主个人享有，君主就是主权者，但这往往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真正的主权享有者还是人民——作为整体的人民。[49]制度性保障原是德国宪法学上的一个概念，其本意指的是对那些绝对基本权利之外的相对基本权利如婚姻与家庭的保障，对于受制度性保障的基本权利，国家应当以立法的方式对之予以保障。

我国在1982年宪法制定之时及之后的几年，社会经济尚处于全面复苏阶段，腐败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1-93页。

《监察法》第11条更是明文将监察委员会职责分解为三项：其一，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53]参见王建学：《中国特色廉洁宪法体系及其整体性诠释》，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当今世界各国，不管是制宪还是修宪，均有不同于普通法律的特别程序。[52]为此，宪法规定在监委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时，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等国家机关需要与之形成一定的制约关系，以使监委始终厉行严格依法监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各个宪法权力之间以及各个国家机关之间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不可能如井水与河水那样彼此分离、毫不相干。修宪者之所以将反腐的专责机关命名为监察委员会，而不是像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那样，将之命名为人民监察院，其原因之一应该是通过名的不同，以彰显监察权乃是一种新型宪法权力，即不同于传统的功能型宪法权力之实，借此突出监察权的独特性和独立性。

在此之前对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尽管不乏一些针对国家机构条款的修正，但总体上看都属于微调，并未创设新的宪法权力类型。在规范依据上具有双重性，即《监察法》等国家法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规，均是监察权行使的规范基础。

[21]参见[美]理查德·皮尔斯：《行政法》（第一卷），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此等同质性的监察与被监察关系，表征着监察权迥异于传统功能型宪法权力，它是权能一元化的中国式现代廉政型宪法权力。

作为只能由宪法予以规定的权力，宪法权力从创设、规范到变更都需要经过严格特定的制宪、修宪程序。[33]显而易见，无处不在的经济权力与功能型宪法权力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并为被官僚主义化的宪法权力腐败撩火加油。

如果由单一的政府机构集中行使三类权力是违宪的，那么，政府整体结构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因此，更具体的权力界限尤其是权力行使程序等事宜，只能留待普通法律去规定，国家机关的法律权力由此产生。（二）传统功能型宪法权力类型的变迁：实践样态与理论分析事实上，宪法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类型，并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这只是孟德斯鸠个人的天才设想，不但当年他所考察的英国政制绝不是他说的那样，而且在今日英国的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与其说是严格分离还不如说是紧密携手。首先，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宪法权力具有最高性。

第二，监委与法院、检察院之间一方面存在监察与被监察关系，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11]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页。

日本宪法学者说，主权是创造宪法的力，它存在于宪法之外，处于宪法之上，难以在法的层面上对之予以分析说明。主权者的特征在于，他不会以任何方式受制于他人的命令，因为只有他有权为臣民制订和修改法律。

阿克曼在检讨孟德斯鸠的三权学说后亦指出：切实构建一个分立的、廉政的分支，对于现代宪法的起草者来说应是当务之急。监察权的此等特性，意味着它超越了传统的宪法权力理论框架，标志着一种新型中国式宪法权力的诞生。